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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量守庐学记》杂识  

2017-03-09 16:10:54|  分类: 读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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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量守庐学记》杂识

 

在读书过程中,于小学、音韵学方面最为推崇的是杨树达(1885--1956)、黄侃(1886--1935)、杨伯峻(1909--1992)、王力(1900--1986)等先生的著作。大约是二十年前,初读《量守庐学记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58月版);近日,为着资料的求证又重新翻阅一遍,于中又拾得旧识聊记于后。

殷孟伦先生的《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》文中,记述了黄侃先生的治学有七个方面的成就:一、首先以关心国家命运作为出发点,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学术研究上去;二、笃学而不趋新、征实而不蹈虚;三、治学先从继承入手;四、扎硬寨、打死仗;五、淹博古今、谨严自守;六、疑事毋质、质而勿有;七、对学生要求严格、勖勉备至。

在当今物欲横流、学术造假泛滥、为他而读书的社会中,其“淹博古今、谨严自守”实在是我辈的警钟与楷模:“学问之道有五:一曰,不欺人;二曰,不知者不道;三曰,不背所本;四曰,为后世负责;五曰,不窃。”他批评某些初学者之病,“一曰,急于求解;二曰,急于著书;三曰,不能阙疑;四曰,不能服善。”主张治学“当谨于语言。”考据之学有三要点:一曰,不可臆说;一曰,不用单文;一曰,不可武断。他之推崇汉儒,原因之一即“汉学之所以可畏,在不放松一字。”(上书44页)

黄先生教学的方法独特,且不拘一格。在指导陆宗达(19051988)先生研治《说文》时,不予以讲解而先自行点读三遍但有三不要求:“一不要求全点对,二不要求都读懂,三不要求全记住”。这种学习方法让我受用终身。原计划花十年读藏经洞文献、十年读洞窟,现在三十年过去了,什么也没有读懂更没有记住,常惭愧之心时时敲打着我;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学问,今日再读此文唯有更加精进努力而已矣。

黄先生说到常人治学无成的通病:一是急、二是懒,在我辈身上影子与现行多多矣。究其原因是治学态度出现了许多的问题。许嘉璐先生《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》和黄焯先生《量守庐学记续编——黄侃的生平和学术》等记述为详。滋录于后:

治学须知二事,一曰治学之法,一曰持论之方。 

凡研究学问,阙助则支离,好奇则失正,所谓扎硬寨、打死仗乃其正途,亦必如此,方有真知灼见。韩非有言:“变业无成功”,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。 

人类一切学问,当以正德、利用、厚生为三德。 

凡学问无论何种,以平易近人为常,以不可思议为变。 

所谓博学者,谓明白事理多,非记事多也。 

今言保国,第一当全匡廓。今言治学,第一当保全本来。 

中国学问,如仰山铸铜,煮海为盐,终无尽境。

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,有三条件。一曰言实不言名;一曰言有不言无;一曰言生不言死。故各家皆务为治,而无空言之学。 

今日自救救人之法,曰刻苦为人,殷勤传学。 

学问文章,以高明广大为贵。 

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,以千载为心。 

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;第二当博学多闻;第三当谨于言语。扬子云,多闻则守之以约,多见则守之以卓。寡闻则无约矣,寡见则无卓矣。 

学者可贫而不可贱。白刃当前,不救流矢,学问亦然。 

学问以积累为先,文学以顿悟为贵。故文学能早成,学问则早成者少,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。       

学问之道有五。一曰不欺人。一曰不知者不道。一曰不背所本。(恪守师承,力求闻见。)一曰为后世负责。一曰不窃。(偶与之同,实由心得,非窃。习所闻见,忘其所自,非窃。众所称引,不为偷袭,非窃。结论虽同,推证各异,非窃。) 

治国学当力戒二弊。一曰不讲条理。一曰忽略细微。讲条理而不讲细微,如五石之瓠。讲细微而不讲条理,如入海量沙。 

无论历史学、文字学,凡新发见之物,必可助长旧学,但未能推翻旧学。新发见之物,只可增加新材料,断不能推倒旧学说。 

常人治学有二病,一曰急,二曰懒,所以无成。 

士以志气为先,不以学问为先。 

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。 

天下人之所长,非己所能有。己之所长,为天下人所不能有。如是始能有以自立。 

读中国旧书,了解为先,记忆次之,考据又次之,判断最后。 

看清一部难懂之书,可以读多数难懂之书。 

古人之议论其言简,今人之议论其言繁。唐以前人之一二语,唐以后人可敷衍而为千百言。读周秦诸子等书,均可作如是观。 

所谓科学方法,一曰不忽细微,一曰善于解剖,一曰必有证据。 

治学须看原书,不可误听人言。 

治中国学问,当接收新材料,不接收新理论。佛经云:依法不依人,即此义。 

作与述不同,作有三义,一曰发现谓之作。二曰发明谓之作。三曰改良谓之作。一语不增谓之述。 

考据之学有三要,一曰不可臆说。二曰不用单文。三曰不可迂折。欲为考据之学,必先能为辨论之文。 

集解之学行,则无真正之学(经学之道亡)科学之法行,则无自然之文。 

乾嘉学风谨严缜密,苦人甚矣。故至道咸以后,风气即变。 

语言文字之学,为各种学问之预备,舍此则一无可通。    

教化者,教人且化人也。故道德须立于感情之基础上。 

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,皆由辛苦,鲜由天才。其成就早者,不走错路而已。

以上抄录的治学语录,恨不能早早地遵守践行。用功三十年,方知生平之大误。在佛学院期间,即明白“语言文字之学,为各种学问之预备,舍此则一无可通。”的重要性,即使是今天的研究工作中,也会遇到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,身边的朋友亦多有此叹;虽有苦口婆心之劝,谁又能将“三百千千”从头学起?

三十年,为一世;一世为人,二世为鬼。鬼者,归也。我也正是,踏在回家路上的人。离家久了,竟然会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。古人云:安贫乐道;黄先生云:学者可贫而不可贱。前读南怀瑾先生言: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致,出世法以成道智慧为成就。世间与出世,是没有搞清楚的,贫与贱大概是皆有的。

今读人大张鸣教授的微信文章《退休之际的废话》,一并录入与有缘人一笑了之:

 

退休之际的废话

自打所谓参加工作起,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,然而,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。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和兽医的经历,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,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,几乎干了一辈子。今天,那些认为中国大学办得不好,就是因为我的缘故的人,可以松口气了,从今以后,大学指定,肯定,以及一定就会变好了。
    
回想我的教书事业,非常平淡,没有做过少年才俊,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,没有留过学,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。做了18年的正教授,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。这在中国的大学里,应该是独一份了。需要声明的是,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,而是我拒不申报。我说过,大学里教授评级,是一种恶政。既然自己说了,就不能再参评。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,够格给了就是,让人一级级申报,带有羞辱性质。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,一个地主老财,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,故意撒在地上,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。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和虚荣干这个。
    
迄今为止,一共写了50多本书,出版了40多本。其中有十几本,似乎是属于学术著作。平时的发表量不小,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的上文章,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,即便如此,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。不是特意要这样,无意中就这样了。也就是说,如果我要申报,肯定不会是四级。可是,我偏要这样做。这样,从身份看,我的确很Low,是个Loser,然而,是又怎么样呢?
    
在大学里,你可以捞很多的课题,弄很多的钱,把门下的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。挣到各种荣誉,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,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,做长江或者别的什么江学者,到人民大会堂领奖,那又能怎么样呢?用不着很久,十年二十年以后,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?你死之后,一切的荣誉光环,都会化为一股青烟,在所有人都不留意的时候,就消散得干干净净。
    
我们这个时代,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,应该是最可悲的时代。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,最终什么都留不下。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,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,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。现世耀眼的大家,过不了几年,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,玩权术,玩学术,甚至玩女人的玩家。这样的玩家虽说面目各异,却有一个共性,就是习惯性的谄媚,膝盖比较软,补钙都补不上去。
    
人之为人,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?然而,闭上眼睛想想,实在太不值。人生一世,掐头去尾,不过几十年,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,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,何必呢?
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,没有多少天分,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。唯一的优点,就是勤奋,每天看书写作,从不停歇。哪怕停了一天,都浑身不自在。禅宗马祖门下百丈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,我是真的在实践了。我们这一代,属于一出生就挨饿,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。看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,感慨人家遭遇战乱,却受了完整的教育,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,但是,教育却乱七八糟,小学和中学,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,上课和教材,都简化到可以省略。所谓的教育,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的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。
    
我们这代人,成不了什么大师,漫说大师,小师都没有。能写出一篇或者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,三十年,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,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显然,这就是我的目标,能不能实现,咱们走着看。我20年、30年前写的东西,现在还有人看,50年以后怎么样,不知道。几十年了,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,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,能不能成才,是他们自己事儿,路怎么走,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我呢,还算是已经尽力了。
    
苏东坡一肚皮才学,一肚皮不合时宜。我比不得古人,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,蹭蹬一生,命该如此。
    
退休了,我很高兴。真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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